【透视网络魑魅魍魉(上篇)】

独家报道：黎添华

若爱因斯坦还在世，高智商的他或许会被眼前的现象给惊呆。

因为他会无法理解为何一个外貌平凡的妇女剪错头发也会成为举国焦点，他更纳闷为何民众关注“李元玲大暴走”和“杨宝贝欺诈”的热度，会多过攸关全民福利、国家发展的新闻。

连串的不可思议不是没有理由，看似失控的集体社会行为暴露大家不愿正视的真相。更意想不到的是，这只是开始，令人担忧的局面才要爆发……

何谓社媒？何谓网红？

想要解读这个现象，或许我们得先了解社媒运作，以及网红流量生态。

我国著名传播学者陈利威博士就指出，社媒是一个复杂且链接程度极广的生态，其沟通模式可以是“个人至个人”、“个人至群体”、“群体至个人”，乃至“群体至群体”。

“因此其传播力极强、涵盖面甚广，渗透率较深，获得共鸣的几率很高，很容易成为民众主要的传播管道，影响力不容轻视。”

而随着传播平台的剧变后，民众如今使用最多的便是社媒，资讯的制造和接收也都集中于社媒上，因此民众喜欢将喜怒哀乐放在那，以致社媒成了最容易引爆和渲染的地方。

他进一步解释，这样的平台里，丑闻无疑最吸睛，加上网红们拥有庞大粉丝与等着抨击他们的黑粉，所以流量潜能极大。这也解释了为何网红都较倾向借助负面新闻来刺激流量，或借助丑闻来蹭热度，因为这是最快，也最有效的方法让他们在你滑手机时“被看到”。

骗关注 无惧人设塌房

不担心人设塌房？也是马来西亚伍伦贡伯乐大学学院媒体系主任的陈利威笑着点出关键： “民众是善忘的，网红或企业一旦‘骗到’了关注，自然不担心永远烙下负面印记。”

何况，多变复杂的社媒生态环境中，负面新闻的寿命本就不长，任何一单更劲爆的丑闻一来，便很快盖过先前的这一宗，即使要洗白形象，借助公关包装便能挽回了。

“所以，他们根本不在意你喜不喜欢他们，他们的目的就是你热议后所引来的流量。”

不仅如此，由于网红能带来惊人流量，部分传统媒体为了冲刺本身的流量，自然捉紧任何网红丑闻的黄金时刻。如此推波助澜下，社媒无疑成了最纷扰，却又最热闹的戏台，而网红则成为最不叫好却又叫座的“8点档主角”。

尽管如此，陈利威不认为高流量真的能带来实际效益，而一味追求点击的传统媒体，也不见得能因流量而带来实际的广告效益，因为以目前广告结构来分析，社媒平台才是最大份额的赢家。

重大课题乏人问津 八卦新闻减压解闷

为何是鸡毛蒜皮之事？

网红的目的昭然若揭，社媒也在不动声色下坐享其成，但为何引起关注的都是茶杯里的风波，反观重大课题却似乎掀不起回响？

举例，“杨宝贝”事件发生之际，同时也爆发了“前总警长指有部长干涉警队”、“学生控诉教师以强暴开玩笑”、“青年失业率增至12%”等重大课题，但前者的关注似乎更多，热度更高；对此，陈利威列出了几个我们忽略的关键。

首先，许多重大新闻其实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第二，政治人物在操弄这些事件的手法，没有符合社媒所需的爆点与戏剧性。

更关键的是，政治人物在近年来的争权夺利，已经让民众对政治新闻感到疲劳，甚至反感。

“这是无可避免的，尤其政治人物的表现都在期待之下，重点也都只在乎争权夺利，民众就不自觉地回避重大新闻。”

另外，疫情导致民众苦不堪言，加上经济带来的压力等，社会需要一个抒发管道，因此娱乐性相对更强的网红八卦，很容易成了这个时代下的精神慰藉。

“这样的大环境下，多数人或需要八卦和娱乐来慰藉， 或通过批判来宣泄本身的情绪，使得八卦很容易引起关注，甚至剪错头发也成为全国新闻。”

再来，由于疫情期间大家在社媒上的时间多了，所以就更容易引起网络热议。

另一个大家不愿坦诚的事实是，资讯吸收者的品味与素质也是成就了这些内容的原因。比如，这样的长篇专题，您会阅读完吗？

舆论立于煽情论述 对错认知非真相

若传播学解释了社媒与网红带来乱象横生的现象，那社会学将揭开另一个残酷的现实面。

理科大学远程教育学院社会学系主任蔡熯锟博士受访问时指出，目前世界进入了后真理时代，而这样的社会会看重情感或信仰多过注重事实；往往社会里头的舆论与公众意见，很多时候建立在煽情的论述上，而非事实真相。

“我们很容易被情绪带着走，任何能带来情感共鸣、牵动情绪，或与本身信仰价值契合的事件，就会引起关注与反应。”

对现况郁闷情绪宣泄

这也解释了，为何与我们毫不相关的“李元玲大暴走”、“林尚进分手”等事件会引起网民看似替天行道的“网络公审”，甚至出现貌似见义勇为的“人肉搜索”，只因他们的行径牵动你我的对错认知及价值判断，所以才引发热议，真相反而只是其次，甚至完全不被看重。

以“空气刘海”事件为例，一个中年妇女剪错头发引起举国热议，这并不表示国人同情女事主，或关心事件的真相，反而更多是因为牵动民众某些情感上的共鸣，而“拿督火锅店打人”更不需要法庭以外的判官来裁决，但网民却迫不及待地口诛笔伐，殊不知这可能是我们对现况郁闷的一种情绪宣泄。

非黑即白看法两极

此外，由于后真理时代的民众在构建认知上普遍非黑即白，因此往往对某件事物的看法相对两极，因而主观性较强，更无法理性思考，对于社媒出现的事件，很快便给予“善恶”标签。

更令人担忧的是，社媒演算法会形成不同的同温层，而同温层与同温层之间缺少交流，反而巩固彼此的偏见，最终加深社会的矛盾。

再来，由于后真理时代的一群也普遍对科学与学术失去信任，加上媒体生态出现许多不负责任内容，以及自媒体让资讯过多陈杂，因此真假越见难辨，对错日益难分。

讽刺的是，社媒大行其道的后真理社会里，社媒的演算法也将让你我无法理性判断。

蔡熯锟引述国外对社媒的研究报告指，“社媒上的10个点击将让电脑比你的同事更懂你，而300个赞则让电脑比你的伴侣更了解你”，而在演算发下推送予我们的资讯，只会进一步加深我们的主观判断。

纵观上述的种种后真理时代的导因及情况，显然，即使网红有错、社媒有罪，媒体被指为“帮凶”，但整体大环境以及你我情绪的反应，何尝不是关键？

人格扭曲社会畸形

面对这样的现象，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李玉辉并不意外。他表示，即使社媒还没面世，人类就喜欢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只是进入后工业时代则更加严重。

也是该大学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他解释，过去农业社会下，社会结构差异化不大，人与人之间的收入、信仰、价值观，甚至家庭结构等也相对接近。进入工业化后，因为分工多了、互动锐减、关系疏远，而经济独立下，社会也趋向较自我中心主义。

他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后，人们在后工业化时代的交流开始进入虚拟世界。

“这也是为何大家会喜欢电子宠物、虚拟歌手，更甚的是，居家隔离后，人们对外接触就只局限在线上，并认为虚拟世界中的一切也是真实的。”

不再在乎真相

由于网民能以假身分在社媒中活动，在避开被追究的屏障下，人们更是肆无忌惮地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同时也出现更多的隐藏与造假。

可悲的是，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李玉辉就发现，长期沉浸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社会已有默契得不会去彼此揭发，甚至逐渐默认了这种行为。

“最后大家对真假不再执着，甚至不去正视。”

他表示，尽管以前的社会也有欺骗行为，但社媒出现后加剧虚实难辨的情况。

令人担忧的是，他发现，民众在发生某些事情上的社媒行为会出现扭曲的表现。举例，一些人会在亲人离世时，握着死者的手拍照、修图、照片加工、然后再绞尽脑汁地写下感人肺腑，告诉大家他当下很难过。我们也见过一些人，花尽时间找角度，或反复重拍，为的就是要捕捉自己眼泪滑落脸颊的瞬间，然后昭告天下自己失恋了。

显然，我们的目的是点赞，反之当下的情绪俨然已被扭曲。而且，若我们的自我价值需要依赖外在的肯定的话，这是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这是危险的，因为外在条件一直变化，长期下来对我们建立自信并没有帮助。”

民众对网络八卦津津乐道原因

●情感获得共鸣

●信仰与价值观被召撼

●现实（疫情、经济）抑郁需要娱乐排解

●对政治与现实不满，需要情绪发泄

●居家时间长，接触社媒时间增加

●后真理时代的影响

●后工业化的冲击

长期影响

●对错难分、是非难辨

●对真相也毫不在乎

●默许大家造假的运作

●依赖外在肯定而难以建立自信

●人格与情绪逐渐扭曲

●社会迈向畸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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